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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坎文化的最早浚源者

2017-12-19 12:47:02 | 来源: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网 | 作者:李寿祥 | 阅读:
  石门坎文化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典型。特别是西方文化和东方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融合的杰作,是西方文化中国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结晶,是中英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见证。她的本质是中西文化融会的和谐文化,对于我们今天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仍然有较强的历史借鉴意义。

  石门坎文化从产生到今天已有108年的历史,对黔西北,滇东北广大地区文化教育、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到国际国内,涉及到政界和民众,传播从民国至而今,可谓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古人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为石门坎文化强根固本浚源开流的人物,当然首推英国牧师柏格理。除《柏格理日记》之外,按石门坎文化文物文献产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溯源,最早的是民国三年(1914年)八月由“中华基督教宣道使者李国钧约翰敬撰,民国县知事留日法政科员陈宗华菊圃敬书” “石门坎全体学生敬立”的石门坎“溯源碑”。第二是“柏格理墓志铭”,署名是“中华基督教宣道使者后学员:李国钧约翰拜撰,民国县知事留日法政科毕业学士陈宗华书”,写作时间为民国五年(1916年)。第三篇为1916年8月10日“全体苗族信徒暨石门坎全体学生”竖立的“苗族信教史碑文”。第四篇是“高志华墓志”,署名仍然是“李国钧约翰撰,陈宗华书”,立碑时间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以上四篇碑文是追溯总结石门坎文化最早的文字记载,其中三篇的撰写者都是李国钧约翰,书者均为陈宗华菊圃。参考其他史料确知,李国钧和陈宗华不仅亲自参加柏格理团队进行石门坎文化的拓荒,而且被苗族同胞公推请出第一个用心智总结评价柏格理光辉的一生,做了盖棺论定奠基工作,并且首次对石门坎文化进行溯源。因此,他俩确实是石门文化的最早浚源者。

  其后记录反映石门坎文化的着作与日俱增,20世纪30年代有朱焕章的苗文版《苗民夜读课本》,杨汉先的《花苗移迁乌撒传说考》、《基督教传入滇、黔、川交界一带苗族地区史略》,王建明的《现代西南苗民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古宝娟、饶恩召的《苗族救星》,《云南基督教史》、《昭通教会史》。柏格理、王树德、张绍乔、邰慕廉、甘铎理、张继乔等着,东人达、东旻翻译的《在未知的中国》;沈虹的《感人的往事、沉重的现实—中国有个石门坎》,阿信的《用生命热爱中国—柏格理传》,1989年版《威宁自治县教育志》,1994年7月版《威宁自治县志》、《威宁自治县民族志》、《苗族百年实录》,2012年版的威宁《五心教育》地方教材,黄昆的石门坎遗迹遗址系列诗……这些古今着作都是石门坎文化的载体,都为记载传播石门坎文化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对石门坎文化最客观、最有力的推介评价是胡锦涛同志作出的。他在1985年刚任贵州省委书记时用柏格理的事迹教育干部群众说:“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叫石门坎的小山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山村留下了他的坟墓。他传播了科学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中华精英。近百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乡村,有的老人居然还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在贵州人民构建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后发赶超,与全国同步小康的伟大实践中,以柏格理为代表的英国牧师、滇黔知识分子、以西南苗族人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石门坎文化中“奉献和敬业精神”、“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仍然是熠熠闪光精神财富。可是在溯石门坎文化之源,论石门坎文化之功的历史文献资料中,解放初期至1980年前,极左思潮影响,否定柏格理,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只重推崇柏格理,而有意无意忽略滇黔知识分子和以西南苗族人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大量参与创造的史实,也是不够全面不够客观的。尤其是对最先用心用笔对石门坎文化 进行拓荒性记载的李国钧和陈宗华重视不够。很少介绍。别说广大读者,就是文史工作者对李国钧,陈宗华也知之不多。笔者从1988年参与编辑《威宁自治县教育志》就接触到李国钧撰陈宗华书的三篇碑文,感觉到它们是石门坎文化的最早的重要史料,但一直不知李国钧和陈宗华的身世。询问县内外文史闻人也知之甚少,直至2012年底为印刷《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志(1989-2010)》到昭通美克印务公司,才知道李国钧(约翰)就是公司经理李克强的祖父,李司提反(李国镇)就是他叔祖;第二天在公司印刷厂恰巧遇到昭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历史学教授、原校长、昭通书画院院长陈孝宁先生,他就是陈宗华先生的贤孙。对李国钧、陈宗华二位石门坎文化的最早浚源者,敬情及孙,很高兴。得到李克强经理、陈孝宁教授的帮助,找到李、陈两位老前辈的历史资料,兹从李克强经理的提供的史料节选成:

  李国钧(约翰)事迹记要

  李国钧,字岳汉(约翰),清同治八年(己巳年,1874年)3月30日生,秀才,是当地文化界颇有名望与影响的人物。他不仅学识深厚,且诲人不倦,经常给后辈子侄讲解《四书》、《五经》与《古文观止》。

  1896年前后,李国钧家与当时在昭通传教布道的英国牧师柏格理住所相近,两人都温文儒雅,博学多才,互相仰慕,频频交往。但李国钧崇尚孔孟儒学,柏格理笃信基督文化,各自信仰不同,时有辩论。两种不同文化的撞击与交融势属必然。久而久之,李国钧逐渐从柏格理的言谈与作为中看到了基督文化的真谛,渐生钦慕之心。一年,李国钧病危,中医治疗无效,多亏柏格理说服了李国钧及其家人,改用西药救治。柏格理又多次到李国钧家中为他祈祷,并示意是耶稣所赐,终使其转危为安。自此,李国钧便改变信仰,崇奉耶稣,并带动弟妹等家人和其他亲戚都信仰基督。在昭通知识界中便成为首批皈依基督的世家。

  据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的《云南基督教史》所载:“关于昭通传教站的建立,乃至基督教在昭通市的传播、发展,有一户人家不得不提及,这就是李国钧(入教后也称‘李约翰’、‘李岳汉’)一家七兄妹”。“像李氏兄妹一家数人虔诚信教并热心服务教会的家庭,在整个昭通市可谓绝无仅有。”“ 其七兄妹中,有三人在昭通基督教界影响最大:长兄李国钧,入教后取圣名‘李约翰’……1898年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到武汉华中协和神学院学习,毕业后返回昭通城做牧师,自诩‘中华基督教宣道使者’,在昭通基督教界最有影响。”(摘自该书第36页)

  李国钧与其五弟李国镇同是昭通第一代牧师。阿信先生所着《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证实:“1896年,昭通庠生李国镇兄弟二人,因为生病,时常到教堂求医,他们和柏格理熟悉之后,经常坐在一起辩论。柏格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让他们感到震惊。天长日久,他们从敬重柏格理的人品开始慢慢地相信了基督福音。受洗之后,柏格理给李国钧取教名‘李约翰’,给李国镇取教名‘李司提反’。

  “李国钧、李国镇兄弟二人是昭通知识分子信仰基督教的开始。柏格理特别优待他俩,经常给他们辅导天文、地理、英语、算术等知识。他俩不负柏格理的厚望,努力学习,同时热心帮助柏格理办理各种教会事务,更加得到柏格理的器重。李约翰天资聪明,尤其擅长中国诗词歌赋,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特别强。二李又是昭通本地人,亲戚朋友很多,他们介绍了很多亲戚朋友来信仰基督教。柏格理就委任李国钧担任中西学堂的中文主任教员,协助柏格理夫妇认真教授学生。李司提反长于交际,笃信福音,于是专门协助柏格理四处奔走传教。”

  在《柏格里日记》里还有一段有趣的记载:“(1898年)11月8日。……李约翰的母亲已经要他同一位农村闺女(编者注:即赵氏)订婚。而现在他又归顺了耶稣,因此决意要他未来的妻子也这样做。于是,他今天同另一人到女方家宣讲,还说一个妻子必须和丈夫走同样的路。据说,这是此地第一次一个订了婚的男子进入他的未婚妻的家。他正在承受着他家里人的许多责骂。”

  据《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记载:“1898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英国领事馆急电催促柏格理撤离昭通。1月17日,柏格理一家人由李司提反陪同,先到昆明,经云南蒙自离境,暂住上海。他们走后,昭通教会暂由李约翰负责。”(摘自该书第63页)

  在这之后的时间里,李国钧与其五弟不负柏格理所托,为发展昭通地区教会事业倾心尽力。以至于到1901年左右,“昭通市城区已有30名教友,其中就包括李氏兄妹、鄢腓力和从会泽来的钟焕然(编者注:李国钧堂妹夫,年18岁)、梁福臣(编者注:又名梁发祺,李国钧之三妹李丽之夫)等,这些教友后来皆系循道公会的主要教牧人员,而且是中坚力量。”(摘自《云南基督教史》第38页)

  李国钧由于人品和人文素质都高,传教布道极受柏格理欣赏与信任。柏格理曾多次在昭通周边数县和凉山彝区传教,而李国钧都随行协助。据《柏格理日记》记载,仅1902年10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凉山边缘地带的一次传教旅行,“李约翰秀才共宣讲87次”,“每一次都是认真、新鲜和优良的讲道。”

  1903年,李国钧受西南教区委托,跋山涉水赴滇川边缘山区笃行传教,并携带其妻赵氏(当时已怀孕在身)与长女、次女随行,四处传教。先后到绥江、富水、永善、会泽、奎香等地传道宣教。三女李冰兰 、长子李学苏 都出生在为传教事务奔走暂住的乡村 。

  1904年12月26日,柏格理在日记中又详细记下了当晚由李约翰主讲的礼拜会上的情况,有九个从事巫术的苗人“全都跪下”“面向上帝,请求帮助”,“此情此景,不同于我以往所看到的任何事物。所有的人都万分激动,真是精彩无比。”

  1905年春,柏格理又带李国镇等五人去贵州威宁石门坎筹建教堂与学校。开始教师不足,李国钧也多次去石门坎小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取“光复中华”之意改名为“光华小学)任教和培训苗族教师和传道人员。

  李国钧等有时还冒险陪同柏格理深入彝族地主家中,为减免当地贫穷苗民的贡赋地租,与土目、地主交涉抗争,多成功而返,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此举深为当地苗民称颂,随行汉族传教人员也受到当地苗民的称赞。

  1912年,昭通教会在县城开办有美会女子学校的同时,又在昭通东城区创办男校,不久改名为宣道中学,学制三年,附设宣道小学,“李国钧负责主持至1927年”。1935年奉省教育厅之命,宣道中学更名为私立明诚中学。李国钧一直在昭通教会负责,并在明诚中学兼任教师。明诚中学校歌歌词便是李国钧所作,歌词如下:“明以通事理,诚以束身心,体魄健而强,事竟成。以此完国策,以此建文明,教学敬奉信仰,心中神;无种族之别,无中外之分,立学求根基,做主人。明诚精神首在服务人群,坚毅不拔勇往向前奔。担负责任,开辟光明途径,始终如一,悬为座右铭。”

  昭通教会所办学校“除培养牧师、传教士外,也培养了教育及医务人才,至华西大学、协合大学攻读,本教区先后有李国光、杨正隆、王肇勋、王培恩、王嘉恩、唐富泽、梁绍仁、梁绍义、梁绍礼、王传福、何鸣歧、李学苏、王传恩、王传美、彝族陆堂珍、陆堂恩、聂光廷、苗族吴性纯、杨汉先、朱焕章、张超伦等二十余人。”(摘自该书《昭通基督教简介》第215页)。据编者所知,由昭通教会选送出国或出省深造的人才远不止这些,仅李氏家族中李学法(女)华西大学毕业,又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证书,是昭通的第一个女博士;李学应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李学敏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曾庆亚华西医科大学毕业,……。

  李国钧除负责昭通教会工作外,也长期从事中学教育事业,为培育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14年,“苗家人公推李约翰撰写苗族《溯源碑》,刻碑纪念这段辉煌的历史。碑文文字优美,用简要的文字记述了苗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对儒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做了简要的比较,记述了苗族人信仰福音的历史。这是苗族用文字记载自己历史的创举。”(摘自《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第200页)

  1915年,柏格理为护理已患伤寒的学生而身受感染,在石门坎不幸去世。应当地苗民之请,李国钧又以中文撰写了《柏格理墓志铭》。充满激情地讲述了柏格理为造福当地苗民的动人事迹与献身精神。这两块碑文 仍是研究苗族历史、民族教育发展史和基督教在云南传教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1915年之后易理藩继任西南教区区长。易理藩又带领李国钧、李国镇、梁发祺等牧师,一道去昆明筹建宣教点,在昆明金碧路建锡安圣堂(至今仍在),传布福音。同时,由英籍传教士苏穆才赞助,李国钧在昆办好手续,让次女李冰如、三女李冰兰与其他信徒绕道越南由海路至上海再赴南京黑德女中、汇文女中和神学院读书。

  在李国钧负责昭通教会期间,爆发了抗日战争。昭通基督教会也做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云南基督教史》第103页有明确的叙述与评价:“在滇东北的重镇昭通,教会的活动已与社会的抗日救亡活动融为一体,从另一角度上看,通过积极地参与声援抗日救亡活动,教会的活动开始演变成一种突出的社会力量。”“就连地处荒僻的农村山寨石门坎,教会的活动也不例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李鉴清先生撰写的《昭通基督教简介》载,李国钧“热烈支持”青年教友们创办了抗日救亡油印本刊物《微声》,并经常为它写稿,笔名“丘八”。 “丘八”者,兵也,李国钧表示了自己的爱国志向,也愿当一名以文笔为武器的抗日战士。

  民国初期,李国钧还以“郡绅”身份,参予编纂《民国昭通县志稿》。1940年以前李国钧担任昭通循道公会联区长,1943年后,李国钧任昭通循道公会主任牧师,明诚中学、福滇医院学校的语文教师。

  1945年,李国钧又被公举为昭通县教会创办的红山麻疯病院院长。 该院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管,即现在的甘河红山医院。

  李国钧还救助收养了孤儿马惠仁、马福兴、刘道角等多人 。

  总之,李国钧不愧为基督教的虔诚信徒,被公认为“世界五大使徒”的柏格理的亲密同事、得力助手。他怀慈爱之心,以宣教传布爱心,以教书点燃光明之火……,一言蔽之,李国钧以真善美终其一生,不仅在当时遐迩闻名,即使在后人的相关着作中也彪炳史册,流芳于世。李国钧1955年逝世,享年81岁。

  再从《陈孝宁文集·空存热血满腔留得冰心一片》节选成:

  我的祖父陈宗华

  我没有见到过祖父。照片上的祖父穿着长袍马褂,侧坐在一张椅子上,神色端严。浓黑的眉毛下,一双深邃的眼睛透过历史的时空,似乎正注视着后人。

  祖父姓陈名宗华,字菊圃。19世纪70年代末生于昭通一个普通市民的家庭。1905年祖父以优异的成绩被选送为官费留学生,踏上了到东洋日本留学的道路。

  从清朝统治下的万马齐喑的山城昭通,取道越南,来到樱花之国的日本,这是祖父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历史不能编造,也无法重复。在日本求学的那些岁月,祖父是热血青年中的一员,是革命营垒中的一分子,是这个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回国后,本想大有所为,但黑暗的现实使他抱负难伸。他在心情压抑中回到了故乡昭通。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刻,为了表示和旧体制的毅然决裂,祖父在昭通第一个剪去了象征着奴性的发辫。每一次去见地方官员,他都脱帽露横,用这种叛逆的行动来挑战世俗,表明自己的信仰。

  辛亥重九,云南光复。张开儒率领援川军经过昭通,一见祖父即委任为永善县知事(县长),不久辞归。第二年张开儒凯旋返昭,邀祖父一同到昆明去见蔡锷。被蔡锷委任为曲江知事。

  1918年至1919年间,中国南北分裂,道德颓丧。祖父目睹地无宁土、岁无宁日,愈发消沉,于是仿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做法,遍请昭通文人为自己写挽联挽诗。祖父亦自作一联云:

  生未逢世,死未逢时,空存热血满腔,点点滴滴向谁洒?

  外不徇人,内不徇已,留得冰心一片,明明亮亮有天知。

  1924年11月19日,正值壮年的祖父在小城昭通溘然长逝。祖父逝世81年后的2005年,我随学校的几位朋友来到贵州威宁的石门坎。在石门坎一个遍布榛荆的荒凉的小山包上,我们找到了英国传教士柏格里的墓碑。无意中,我发现碑文的书写者竟然是祖父。遗憾的是原碑毁于“文革”,我所看到的是后来请人重抄重刻的,当然,祖父的真迹是看不到了。回来后查阅有关资料,又发现立于1914年的石门坎《教会溯源碑》亦是祖父所书。从曲江挂印辞官后,祖父到石门坎任教,和柏格里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个世纪前的石门坎,闭塞、苦寒、荒凉、贫困,到这个地方在苗民中搞教育,绝不是利益所驱使,一定有着心灵和精神上的更高追求。从慷慨悲歌,赴日留学,到息影荒山,破屋任教;从官场的樽俎应酬,钩心斗角,到与山民的披草来往,共话桑麻,在石门坎那些悲风怒吼的夜里,在壶觞自酌的沉思默想中,祖父的心事一定如黑夜中大海的波浪,沉默而汹涌地滚动着。

  祖父字菊圃,可以想见其对东晋诗人陶渊明景仰之深。其一生行事,亦以渊明为楷模。这从他挂印归隐,生挽自己的所为中亦能明显看出来。他给我的大伯、二伯和父亲分别取字为少甫、幼甫、稚甫,也可以看出他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痛恨,对“返璞归真”的追求和对“赤子之心”的珍视。和渊明一样,祖父本也是“猛志逸四海”,愿意“大济苍生”的人,但是对黑暗现实的憎恶,使他不愿过“羁鸟”、“池鱼”的官场傀儡生活;对自由的向往,使他义无反顾地冲决“心为形役”的世俗樊笼;对桃源净土的追求,对苦难众生的同情,最后使他披开榛莽,走向石门。祖父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对于参透生死的他,已深深地了悟“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乘化归尽”,“乐夫天命”的道理。平静地来,平静地去。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生命的过程中,人对精神自由和心灵解放追求所达到的高度。我想,祖父是尽力去做了的。

  祖父性格豁达,幽默诙谐。与人交以情不以势,以义不以利。研习法政,醉心老庄;精于丝竹,尤擅文字。他曾集昭通俗语为联,针砭时事,描摹世态,精当深刻,出人意外,令人叫绝,被人传颂一时。其中如“以直待人,切莫要玩狗解手;把稳行事,再不会碰羊錾头”,“说个实言,莫与懦夫当师,宁与烈汉牵马;讲何公理,只由州官放火,不由百姓申冤”,“宦海即如苦海,官场恰似戏场”,“推翻君主立民主,拔出铜钉安铁钉”,均言浅意深,在平易中见奇崛。

  挽联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已在历史的舞台上淡出。盖棺认定的挽联好写,而生挽却难写之至。拔高了有阿谀之嫌,贬低了有嫉妒之称。要恰如其分,见性见情,有理有义,真还要有些水平。翻阅那些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昭通各界人士为祖父所写的生挽,使我更贴切地感受了那个已逝去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各色人等的风神才情,感受到了他们从文字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乱世人生观。

  “《溯源碑》原文、《柏格理墓志铭》原文,《乌蒙史话》2012年第三期58-59页上我已做过标点登截。为了方便读者,笔者不避浅薄,翻译成现代文。

  溯源碑译文

  柏牧师等披荆斩棘,访求踏堪开辟石门坎,是破天荒的创举。古代的道路被云层厚厚地封闭,哪有心思怜惜残余抛荒的一片山河。到蛮荒之地去寻访世外桃源,(从九黎到现在)四千年来没有一个人为你指明路在何方。在林莽中探求生长灵芝的圣法乐园,历经五百劫才开始为人民讲读法理。这是自古以来从无到有的事实,难道就这样苦难地度日吗?推原探究边荒古民,好像野地里长出的各种花花草草,也难以引起人们欣赏鉴别的兴趣。你们本来是葛天氏的远代子孙,哪一个愿来帮扶你们?回教徒原本固守着祖先的遗风,孔子开宗的儒教又从来都坚持排挤外来的人。禅宗未能穷尽超渡众生的道路,道教更找不到脱胎换骨的灵丹妙药。只有恶草败苗繁茂的生长,我们却感伤荒芜的田园无人开垦。长流的溪水滚滚滔滔,人们叹惜道路堵塞,但有谁来开辟通途?幸好天神耶和华,指示他的圣先知撒母耳,洒下古传圣经的甘霖,沾溉秦汉至今的古老遗民;让明星(柏格理的字)映照到伏羲氏的人民。鲜花已经从干涸中重新挺直腰杆争相开放,枯槁禾苗出现勃勃生机。开始像亚当能施恩惠给黔滇黎民,第一次开启了蒙昧的心灵。(柏格理先生)率先开辟了边荒的石门坎,再加上一批中流砥柱撑起高屋大厦, 惟愿他的野橄榄枝能接活我心中真理和葡萄树。(柏格理先生)等经营十年,灌溉荒田野苗。与好朋友一起创造了苗族文字,翻译苗文的圣经。两次漂洋过海,和妻子分别班次讲授功课。因此让苗疆万花齐放,终于使大片良苗获得新生。喝令石头变为绵羊,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高攀教门追随骐骥,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薪火传承。像青天和再生父母的恩惠一样多么光明显耀,神圣的伟力真的超乎人们的想像。在石门坎修建许多高房大屋,并不是夸耀财物丰盛。另起炉灶,开拓新境,只为了让当地人超脱凡俗,归附圣主的教化。牧童樵夫联唱着赞美歌,时常听到山鸣谷应;行走站立都能见到家家户户朗诵阅读圣经,孩子妇女都能歌颂圣的诗,恰似写大文章,他每一步都精心筹谋策划,倡导经营的都是惠及民生实业。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行为包含丰富的三民主义。在这片神仙福地,把雀噪鸦啼改成莺歌燕舞。让这片狂风骤雨的名山大川之人,从苦难的人间上达天堂。彝族引颈了望学习,有些汉族人民也皈依基督。回忆当年披星戴月辛苦万状,看今天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值得高兴的是群山高岩上布满明星的光辉,我恭恭敬敬将这篇文字铭刻在玉一般的石碑上。跪拜祈祷先生护佑信民像渔人得鱼,大家以对神圣的赤诚立碑纪念,用精粹的语言赞美先生开辟石门的功绩

  赞曰:

  转动灵魂之宫的活石,步入最高道法之门;

  小心绊脚之石,谨守生命之门。

  搬开屋角圧在头上的大石,开起灵魂登天城门。

  凿开石壁引来清泉,打开心灵天窗之门。

  这是一块遮风挡雨的神石,跟着他走出死门;

  这是女娲留下的石头,也是亚伯拉罕的羊群进入天堂的门。

  这是一块奠基的巨石,它弹奏仙乐开启金门;

  讲经能让顽石点头,这是人们文明进步的大门。

  李国钧约翰敬撰,民国县知事陈宗华书

  柏格理墓志铭译文

  (柏格理)先生原本是英国国籍,按英文姓氏和荫穆宠腊而得到 译音相进。先生从小谨遵家训,恭敬的领受天命,才20岁就渡过海洋到东方来,把名字更改为汉语,名叫柏格理,字明星。能说多种语言、服饰、习俗、(饮食)起居都和当地人相同。登场讲演,善于现身说法,听讲的人每每觉得兴致勃勃,觉得没有(哪个)不深刻省悟的。(他的讲演),能够令堕落的人奋起和懦弱的人振作;品行恶劣的人听了胆气虚寒;而悲苦的人听了心情宽慰。至于他心肠热忱,毅力坚韧,不躲避艰难危险。金沙江一带凡是瘴疠流行,狂风暴雨、野性蛮横、人烟稀少等未开化的荒凉寒冷的地区,没有(哪一处)不费尽脚力,几乎全部走遍。当地百姓和读书人喜欢他,并且亲切地称他为“赫甲家”。城市和乡村之间,妇女小孩都知他的美名,先生亲切和蔼待人。小孩也爱戴他,他经常把小孩抱在怀中熟睡,而且情感深厚,就像不忍心离开他温暖的胸怀一样。至于老年人和一般成年人,人人都接受他的熏陶,没有谁不说先生能用福音救济世人,简直就像保罗重新出现在今天。(人们)对他心悦诚服,赞扬备至。前清丁未年间,(先生)曾经在冷米寨传教,好几次遭到(当地人)围困,几乎到了危险死亡(的地步)。当权的人原本想依法惩处施暴者,但是,(柏格理)先生反而多次替他们说好话,并且流着泪说:(这些)敌视真理的人其实不懂基督的福音,假使让他们懂得了(其中道理),可能服从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有排斥的(意思)呢?先生确实能感动万物,士大夫争着和他结交认识。他对待普通教士,忧伤快乐与大家共享;诚恳亲切的热烈程度,超过对待家人父子。(先生)亲自开辟石门坎的传教事业,广博地精心筹划,苗族人称他为“堪德”先生。先生为苗人创造文字,翻译经文典籍,建礼拜堂,设立学校。在一片荒地上,用尽所有的智慧与精力来经营,最终修成鳞次栉比的高楼,别有一番新天地。(做了这些事业),先生心力交瘁,去年秋天患病(溘然)去世。(遗体)埋葬在(石门坎)附近的山上。现在碑石齐备,(苗民和学生)向我请序,我尽自己所知撰写。铭曰:

  万人景仰的先生,你亲自开辟了石门坎的传教圣举。

  你传播宣讲天主的道理,在民众中开启了一道认识真理的窗户。

  你就像及时的甘霖普降人间,让苗族人民得以光大兴旺。

  苍天和人民都喜悦爱戴,你的英名万世流芳。

  两篇碑文都以精美的文言,深刻反映了柏格理等人开创石门坎文化的显着贡献、光辉峻洁的人格、令人敬佩的卓越能力。两篇碑文特别是“溯源碑”把基督教、儒教、佛教、伊斯兰教的知识融汇。陈义高、选言精、赋色古,辞高而识远,文约而义丰。虽然侧重于柏氏宗教的功德再现,却顾及实业操持,追求道德昌明、践行民生主义的时代精神,体现了中西结合、和谐共生、艰苦奋斗、拓荒创业、求真务实、为民奉献的文化内涵积淀。今天,对实践十八大报告中“12个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有借鉴意义;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仍然有深刻的启示;对追溯滇黔知识分子和以苗族人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汇成历史动力,艰苦创业,建设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的不朽功绩,仍然是难得的史料。两位作者广博深厚的学养,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底,在碑铭中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李国钧写的碑联:“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博士诚为上帝忠臣。”站在中邦的角度、介绍给上帝的高度作出的准确判断,明明白白,的的确确,经一百多年历史检验,还是不刊之论。

  在这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我们应铭记最早浚源石门坎文化的先驱李国钧、陈宗华等等有思想有作为有贡献的先驱先贤,学习继承他们的高贵品质和不朽的精神,站在石门坎文化高度,以“五心”教育为抓手,促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创造磅礴乌蒙之巅的精神高地,大展当代新威宁的宏伟蓝图,以告慰长眠在乌蒙山区的先烈、先驱、先贤的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