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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宁大花苗迁徙磨难史

2017-12-19 12:47:54 | 来源:威宁县委党史县志办 | 作者:张坦 | 阅读:
  战争使其颠沛流离

  苗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之一,当黄河流域出现人类文明之初,便有了苗族的远祖。他们与其他古代氏族部落一起,创造了最早的东方文明。

  苗族的远祖本是东方文明史上的重要角色,他们居住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阔而肥沃土地上,凭借天时地利,最早进入农耕,较早发明铁器,率先运用法律。在最早的部落战争中,他们打败了有“九有之霸”的华夏集团共工部落。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评判,苗族远祖都是当时的“望族”和“先进民族”。后人追溯说:“蛮芈,蛮矣。惟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伏蚩尤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皆殄灭”。

  可惜,不幸总降临到苗族先祖的头上。他们似乎命定是个颠沛流离和磨难的民族,在与华夏集团的第二次战争中,他们与黄帝部落大战于涿鹿,虽然曾数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多次可将黄帝部落打败。但由于黄帝部落依靠了弓箭、指南车、夔鼓、旱魃、应龙(科学技术和旱涝天灾),终于还是打败了顽强无比的苗族先民集团,赢得了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苗族远祖的头领蚩尤被俘后英勇不屈,在黎山被处死。他戴过的枷锁,掷于大荒之中,化为了火红的枫林。那片火红的枫林,与涿鹿大战的悲壮故事一起,流传后世,震撼人心。《盐铁论》记载说:“黄帝战涿鹿,杀两降蚩尤而为帝。”胜利后的黄帝部落,聚合了众多的部落,向国家政体进化,他们占据了文明发祥地黄河流域,便以胜利者和正宗文化的心态,自称“中国(州)”,定四边外族为狄、戎、蛮、夷,均视为“蛇犬羊豕”之裔。而战败后的苗族先祖,其势大衰,退至长江中下游养息。到了舜的时候,“有苗不服,禹请伐之”。 “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族先民的地位已从涿鹿之“战”的对手地位,下降到被“中央”“征”“伐”的对象了。

  禹伐有苗的誓词说:“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

  战争打了七旬,“有苗”部再度失利,遭到残酷镇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失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 “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

  这次的战争破坏了苗族先民的社会组织,摧残了他们的经济基础,有一部分被迫“更易其俗”为奴,而大多数则逃到夏王朝势力还难以控制的南方深山丛林中。商周之时,苗蛮集团又再度“党众弥盛”。他们参与形成的南方楚文化与北方的齐、鲁文化鼎立,成为当时中华文明的三个象征。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通过楚文化的光辉再度显现。

  周王朝对这股复兴势力感到威胁,故命方叔“南伐蛮方”。“挞彼殷武,历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 苗族先民再一次遭到蹂躏。

  楚国建立后,鼢冒进取黔中,“南至蛮越”,“苗方圯族”。大量苗族先民沦为楚国奴隶主的奴隶,另一部分则逃入了人烟稀少的武陵山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秦楚相争,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苗族先民从此由被征伐民族沦为了被压迫民族,受到了如牛马一样的“羁縻”和残酷的剥削:“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

  东汉时苗族先民起而反抗,不断地“焚烧邮亭,杀略吏民”,以摆脱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反抗结果,被“斩首三千余级,降者二千余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苗族先民在血与火的征讨中,从东向西,从北向南,从平原到丘陵,从丘陵到深山。从强盛到衰弱,从聚族到零散。从他们悲凉的《古歌》中,能看到这段悲惨经历形成的心理积淀:“日月向西走,山河经东行。我们的祖先啊!顺着日落的方向走,跋山涉水来西方。” “我们这支苗族啊,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但因敌太强大,所以我们只得东跑西颠。最后,我们只好把丢失的房屋兵器绣在披肩上,把走过的江河湖泊与秀丽风光绣在裙子上。同时,把仇恨埋在心里,把事实写成诗行,把历史放在每个人的头脑中。” 在这个历经磨难的民族中,际遇最悲惨的,又数流落在乌蒙山区俗称为“大花苗”的那一支系。这一支苗族约数十万人,操川黔滇东北次方言苗语,主要集中居住在贵州威宁和云南昭通、彝良、镇雄、大关等县,武定、禄劝、昆明、紫云、郎岱等地也有部分散居。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1938)第四章《苗蛮总察》中说:“威宁苗族作为整个苗族中的一个支系,是一个受压迫最深的部落,是一个生活尤为痛苦的部落。”据他们世代承传的古史传说,他们在迁到西南以后,住在了一个叫“早湾叫”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狩猎务农,五谷丰收,子孙繁衍,这就引起了“闪倒救低吴”们的垂涎,不断领兵攻打。他们抵抗不住,逃出了可爱的“早湾叫”,来到了山高崖大,形势险阻,野兽潜伏,猿猴成群的“田夫太”地方。在“田夫太”,他们学会了畜牧:其中约有40%俗称为白苗的另一支系。余为“大花苗”。“泽干老回去告诉群众。带领群众将一些野羊驱赶回寨中,圈起来喂养;后来又派年轻力壮者出去把野牛、野马、野猪抓来喂养,还套了野鸡、野鸭来喂养。经过圈养,这些飞禽走兽都归顺了,就变成了现在的家禽。“后来,富饶的‘田夫太’又被‘闪倒救低吴’们发觉了,发兵来攻打,并且把‘田夫太’霸占了。泽干老只好率领我们苗族群众又逃走,所饲养的牲畜、家禽、玉粟、粮食和房屋等,全都被‘闪倒救兵吴’们侵吞了。”

  他们在古歌中唱道:“当力慕大河渡木筏,南意慕大水渡木船,泽干老领着苗族的一群,逃到西边乒乒的地界去。从此,又离开了田夫太。”又一年天荒,在饿殍遍地,盗贼蜂起和“闪倒救低吴”们的劫夺中,他们赤着脚,含着泪出逃了。逃到了“当彼操平原”靠种稗子生活。在这里,他们的头领耿米尤老被“闪倒救低吴”诱杀,逼迫他们再度逃跑。尤救彼高率领全部苗族要渡过格列格沱,但格列格沱河大水深,涉水不能······尤救彼高就用绳子系在水牛角上,让勇敢的青年人骑在牛背上渡过河去,将绳子的各一头拴在河两岸的树上,又叫男女老幼各人的腰带解下来,彼此接上,再拉过河去拴好,大家才拉着绳子安稳地渡过了河。这样,他们又逃到了南岸的一个地方,名叫抵降南······但好景不长,‘闪倒救低吴’又跟踪追来了。尤救彼高只得放弃抵降南,逃到一个高寒的地区,名叫当布益,只能栽种荞麦,艰难度日。当布益实在太寒冷了,不能久住。尤救彼高只得领着苗族群众迁到莽颠莽理略地方,成为佃农。做莽颠莽理略地主们的夫役。后来,又从莽颠莽理略迁到果拉纠地来。”

  之后,这支苗族的敌人又增加了肯也吴自老和“皇帝”施比立。经过千百次的战乱,他们建立起的生活秩序千百次地被破坏,致使“迁徙无恒”。他们在最后一次失败后,投靠了比诺和扫诺。在异族的统治下,在森林里打猎和刀耕火种,有了十三年的安宁,没有战争骚扰。

  被欺凌逼反抗遭屠戮

  清咸丰十年(1860),这支饱经忧患、屡受创伤的苗族又被迫拿起武器,展开了一场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殊死斗争。世代都给土目当农奴的陶新春、陶三春兄弟,因为不能按—期交出虎皮、狐皮等物,受到土目的毒打,后又被派到威宁州城和赫章汛地给官吏、营军服役,受尽煎熬,几乎丧失生命。他们把清朝的官吏和土目、地主比作毒蛇猛兽,号召群众起来反抗。他们宣称“仙姑下凡”来拯救老百姓,要群众各带武器、口粮到韭菜坪聚会,到会的有一万四千多人(主要是苗族,也有少数彝族和布依族)。陶新春带领群众首先向以机、青兄、差朗三个土目衙门进攻,活捉了差朗头目。接着又攻占了黔滇川三省交通要隘——七星关,全歼守军。随即乘胜围歼向撒拉溪进犯的清军,打死威宁知州顾昆扬。使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惊,立即饬云贵总督张亮基、贵州提督田兴恕选派主力部队围攻七星关,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陶新春率领起义群众退守八山环绕、三面绝壁的猪拱箐。他们扶老携幼退入猪拱箐以后,斩荆披棘,开荒种地,修建房屋,栖息繁衍,一时人口曾达十多万。他们满以为“天高皇帝远”可以过一下安静生活。但并不知统治者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进犯。同治五年(1866), 清朝皇帝下了一道“谕旨”,调集黔、滇、川三省兵力“会剿”猪拱箐。指定云贵总督劳崇光专负其责,所需粮饷武器由四川总督骆秉章统筹支应。劳崇光派云南布政使岑毓英为统帅,并以云南巡抚刘岳昭驻黔西,贵州提督赵德昌驻安顺,纠集五六万兵力,把一个小小的猪拱箐重重包围。苗族群众为了保卫仅有的生存空间,坚持战斗四个多月,保住了猪拱箐。

  岑毓英见到军事进攻不利,又采取政治瓦解的手段,分化苗族群众。土目安履宪把编好的歌词献给岑毓英,并说:“只要把这些歌词在阵前用方言唱,我们的家丁就会出来,攻打就不费力了。”就这样,猪拱箐终于在1867年(同治六年)7月19日被清军攻占,苗族人民的英勇儿子陶新春等也先后被俘,九月初,陶新春和他的战友被解送黔西州城壮烈牺牲。

  关于这次苗族群众的反抗斗争,《肯拢拨朵造反歌》是这样唱:

  “银官生就恶如虎,

  地主生成毒似蛇。

  日喊干人作长工,

  月逼穷汉打零工。

  害得穷人成裸体,

  身无衣来脚无鞋。

  荞壳麦糠吃不饱,

  春夏秋冬泪出血。

  官逼民反寒心起,

  来杀天下虎和蛇。

  记得那时苦岁月,

  那时就是羊猴年。

  肯拢拨朵造反了,

  韭菜坪上聚干人。

  四方干人围拢来,

  数重山中剑光寒。

  九折弯道牛角叫,

  十冲呼应九坝连。

  吼声吓退雷神公,

  灰尘遮暗日和月。

  怒火烧焦山中草,

  激流冲垮不平岩。

  艰难苦岁羊猴年,

  造反月份是马羊。

  肯拢拨朵把兵带,

  苗兵剑利入光芒。

  对于这次苗族群众的反抗斗争,岑毓英的“纪功碑”记载着:

  “丁卯春正月,诏授公云南布政使,遵前旨进剿猪拱箐。猪拱箐者,隶贵州威宁州境,与海马姑山相犄角,去镇雄州境皆不百里,山溪阻深,地势险要。苗酋陶新春与弟陶三春分据之,纠苗、教各匪及发逆石达开余党凡十数万人,迭扰滇之镇雄、彝良、大关、昭通;黔之大定、黔西、威宁、毕节。村堡凋残,驿路梗阻,嗣且扰及川疆,川、楚、黔会剿久无功。······公乃整军行,以二月次山麓······惟筑垒,休士卒,而日遣间谍侦贼情以报,具得其形势险易、防范坚瑕。乃分一军攻海马姑以牵制之,自以全力攻猪拱箐,袭其储峙,剪其羽翼,散其胁从,而后力捣中坚。贼百计来御,亦百计破之。猪拱箐既克,海马姑亦随拔。擒逆首伪帅陶新春、陶三春,伪天将杨应寨、熊草果、罗正春,杨应芳、杨八······皆凌迟处死。戮悍酋二百余人,歼党万计,投崖坠涧死者又万人······”这个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之一的最早农耕、较早用铁、首先制刑、而且“若周衰、其必兴”的先进民族,在人类社会普遍的进化中被环境所迫而退化了,他们龟缩在乌蒙山中,虎狼为伴,结绳刻木,刀耕火种。而且,千百年的战争,千百次的失败,磨平了他们的斗志,他们敢于驱狼逐豹,却又甘于做牛做马,实在忍受不下了, “便一担挑了全家妻儿,连夜逃走”。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恶劣的生存环境

  在滇东高原与黔西北高原的接合部,与两面起伏和缓的平原丘陵形成强烈反差,兀突出万壑仞立的乌蒙大山。乌蒙山由云南呈北东向伸延至黔西北威宁县境,最高峰西凉山,高达2854米,西北向山脉最高峰韭菜坪高2900米。有“高原屋脊”之称。由于隆升强,切割深,相对高度常达500—700米,造成山势磅礴,莽莽森森;山形陡峭,通天绝地;峡谷深遂,河流湍急。《华阳国志》形容说:“犹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看都护泚,住柱呼伊。庲降贾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头、马搏颊,其险如此。”《蛮书》中说:“石门东崖石壁直上万仞,下临朱提江流,又下入地中数百尺,惟闻水声,人不可道。西崖亦是石壁,傍崖亦有阁路,横阔一步,斜亘三十余里,半壁架空,欹危虚险······羊肠小径,十倍蜀道。”

  《水经注》这样说:“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③·····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螂县,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绝径八十余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陟者若将阶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岩石磊落,倾侧萦回,下临峭壑,行者相缘,常援绳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

  在威宁县石门坎传教的英国牧师柏格理以其亲身经历,如是说:“就地形而言,这是我在中国西部所见中最为险恶之地,人们一闻此名,便不寒而栗。凡翻越过滑沙坡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途中之险,狭窄的道绕悬崖峭壁伸展,路面有时甚至不足一英尺宽。陡峭的山崖之下,是奔腾咆哮的激流,路边无任何保护之物。往前爬行时,陡峭的山壁活似要翻倒在行人身上一般,就象是一个与悬崖之下那变化莫测的江水互相勾结的魔鬼,企图把行人拉向毁灭的深渊。快到坡前时,有一过路行人为鼓起我们的勇气,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传说。其中有一传说叙述了一户人家在翻越滑沙坡时所发生之事:翻坡时,一个12岁的男孩走在前头,其母亲背着一个婴儿跟在后面,男孩的父亲挑着担子走在最后。男孩不慎失足跌下悬崖,母亲在一声恐怖的尖叫后因失去重心随其子同落渊底;父亲见状丧魂落魄,也跟着跌于崖下汹涌波涛之中。仅数秒之际,这一家庭便全部命归黄泉。” 其生存环境如当地民谚所言:“抬头朝天是白天,弯腰看底是夜间。隔山说话听得见,走到面前要半天。”

  笔者曾多次到该地区考察,每见悬崖陡壁下皆安置有“岩菩萨”。相传,这是人们祈求行路安全而设。从前苗族未信基督教时“岩菩萨”数量更多。这就是苗族同胞经千年战乱后最终寻觅到的理想避难所,在这天荒地绝飞鸟不下,走兽亡群的自我封闭壁垒中,他们才得以逃避不断被杀戮的命运,刀耕火种,赶山放牧。

  然而,这个理想的避乱环境,却不是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险危如此,贫瘠可知。《民国威宁县志·风土志·气候》条言:“威宁万山盘郁,林深箐密,且跨于南岭之脊,故气候与同纬度地方大相悬异,春季三月方暖,秋季九月间有降雪,冬季则坚冰凝冻,雪积数尺······夏季则甚温和,惟四时寒热无常,虽在五六月内有时亦可围炉衣裘,故昔人有句云:‘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夏秋两季每多阴雨,甚有弥月不止者,黔人所谓黔为漏天,乌撒尤漏,盖指此也。每岁正月西东风大作,尘埃扬起半空,天亦改为黄色,屋瓦有时如落叶飘舞。端阳前后大雨滂沱,平地起水,九月亦常连阴,细雨蒙蒙,俗谓‘滥九皇’。四月小满前后常有冰雹。一年之中常多白雾,冬季尤甚,弥漫太空,对面不见人影,即晴日亦有清晨浓雾,至辰巳始方散,高山林木雾时常滴水如雨,故山地常润,不畏干燥。仅有江底、夸都二处地势较低,气候较热,农业产物亦较早。至他处所产麦谷之类,因地势高燥或过亢旸,约春末方可下种,秋末 方望收成。惟土多田少,地质硗薄,人口怠惰,鲜有丰收希望,虽由人事之不济,亦未始非气候之关系也。”黔人所说“纳(雍)威(宁)赫(章),去不得”,言其自然条件的艰苦,而苗族所居住的海拔2200米以上的凉山地区,又为该县其他民族裹足不前。从地势划分,将威宁分为海拔2200米以上的凉山地区,海拔1900米以上的半凉山地区,海拔1900米以下的矮地。而按垂直高度看民族居住的特点,则为:汉回住坝子,彝族住半坡,苗族住山顶。故苗族大多居住在“凉山”地区。

  凉山地区年平均温度8—10℃,所谓“山高一丈,水冷三分”,“清明不断雪,谷雨还打霜”。夏有阴雾细雨,连月不开,冬有凌冻冰雪,封山半载。正如《威宁县志》所记:“寒冱特甚,出产最少,故曰凉山。凉山之土,瘦瘠异常,不便耕稼。”

  凉山地区的土地,大多处在硗碛之区,土壤为PH值在3.9~5之间的强酸型土质,因此有“屙屎不生蛆”之说。只能种耐寒低产的荞麦、燕麦等低产作物,较低较好的土才可种洋芋、包谷。加之耕作粗放,便又有“春种一坡,秋煮一锅”之说。民谚谓:“洋芋好比核桃大,包谷只有辣椒粗,耗子进地跪着吃。”主要农作物单产:甜荞约25公斤,苦荞40公斤,洋芋400公斤,包谷120公斤,燕麦17公斤。

  这里又历为瘴疠之区,《蛮书》言此有“黄蝇、飞蛭、毒蛇、短狐、沙虱之类”,瘟疫一来,连寨不起,人们唯一的办法只有逃难远避,往往十室九空。如《水经注》所言:“此多瘴气,鲜有行者。”《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概况》介绍:威宁天花、霍乱、回归热、疟疾、麻风、疥疮、伤寒(过去)经常在城乡各地流行······有的少数民族村寨,一旦有人染上了传染病,病家只好将病人送到荒山旷野,搭一草棚安放或丢入岩洞内,其死活听天由命。猛兽咬死、撕裂、拖走者并非奇闻。解放前,观风海区七舍大队彝族陆启妹一家14口人,因染上回归热而被丢入岩洞内,结果死去11人。1944年统计,该区果化70个小孩中就有60多名患麻疹,大家只好求端公、师娘、巫婆念咒驱鬼,结果死了50多人。在苗族地区,当病魔侵袭时,请鬼师“洗寨”“驱鬼”,到头来人财两空。即便幸存,也只好逃到深山野岭谋生。

  乌蒙山箐广林深,虎狼出没,加之失意军人、通缉逃犯避此为盗为匪,人身安全少有保障,商旅不行,一则为“苦”,二则为“危”。纵观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可谓之为:“生存的极限边缘环境”。

  不堪忘却的苦难史

  自然如此,人事若何?十分悲惨的是,这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也并不为苗族所有。所谓“老鸦无树桩,‘苗子’无地方”,“麦子黄,‘苗子狂’”。这个逃避杀戮而寄人篱下的苦难民族,只有以“为人牛马,任人驱使”来作为生存的代价。正如艾略特所说:“为了逃避地狱,只好选择炼狱。”当地苗族,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杨汉先写道:人口极少数的土目地主,统治和压迫着广大的苗族劳苦大众。据土改时划分阶级,威宁全县苗族共4千户,无地主,少数是中农,绝大多数是贫农和雇农。据二十世纪初期苗族老人说,在土目‘诺’(大地主)的统治下,‘诺’自命为‘五重天’以上的第一等人; ‘四重天’是大管事,属第二等人;‘三重天’是大管家,属第三等人;‘二重天’是陆包陆巴——管苗族的人,属第四等人。(上述四等人皆为彝族)而处在最底层的或叫地底下的人,即‘苗子’。当时苗族佃农除向彝族地主交纳地租外,还要交所谓的牛租、马租、羊租、鸡租,甚至有最残酷的人租:苗族生育的子女,都属土目‘诺’的私产,故需交纳人租。苗族农民向土目地主交租时,逢夜晚,只能与牲畜同圈而眠,吃饭则用喂狗的器皿盛饭菜。地主对农民具有生杀予夺之权。苗族农民处于无权和受着残酷压迫的悲惨地位。这种以民族压迫为形式,以阶级压迫为实质的社会矛盾是很尖锐的。”

  近代乌蒙山区还残存着带有奴隶制度性质的封建领主制,苗族佃农的人身强烈地依附于土目地主。清代史学家赵翼在水西为官,以其亲见亲历写道:“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盖自祖宗千百年以来,官常为主,民常为仆。故其视土官,休戚相关,直如发乎天性,而无可解免者,主官虐使土民,非常法。所生女有姿色,土官辄唤入,不听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于土官,土官或判不公,负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虽有流官辖土司,不敢上诉也。”

  在土目的田契中,每有“作事夫役,大派小派,随唤随到”、“作事赋税,夫役杂派,随唤随到不误”等语。甚至“人租地”田契:“以后子孙万万代,一代抽一个当‘直’(奴仆)。”

  《苗族简史》一书记载这里的剥削制度时说:“最残酷的是奴隶制残存下来的‘人租’,其中又有‘死人租’及‘活人租’之别。所谓‘活人租’,就是耕种土目田地,必须以子女给土目当奴婢。‘死人租’,是佃种土目田地,若遇土目家死人,佃户须出活人殉葬。土目嫁女,仍把农奴当作陪嫁品,云南楚雄有部分苗族就是这样于乾隆年间从威宁、昭能迁去的。” 1945年仅方井乡的800户农民,卖儿卖女的101户,逃荒的46户,冻饿而死的109人,351户的1431人给土目地主作奴婢娃子。到威宁解放时统计,土目还占有娃子奴婢36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于正常的租赋外,土目地主又有“扯手”的苛捐杂税:“土目有婚丧事,又在量纳银钱实物,俗谓红白扯手。至其强暴者,科敛其苗而以虐使之,佃户不堪其累。”田契中也有:“官家生一个小孩,要也一两或二两银子;要出一坛或二坛酒。”每年春节,以敬拜土目家神为名义,也需交纳一定数额的酒。《圣武记》中说:“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属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

  还有所谓“换佃”的剥削形式:“每一代人要换一次佃,择肥而食,看人取材。每户索银七两八两、三十五十不等,换一次佃,必逼许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土目地主又常借苗族人民无文化不识字的现实,进行欺骗性剥削:“土司土目凌虐苗夷,假借地方官之命,颠倒诡诈,以行其朘削,恶归官而利归己。”

  除了土目地主的剥削之外,称为“色”、“班”的狗腿子也要盘剥一番。他们有所谓的“手(首)粮定例”——交租一石,手(首)粮一斗。易佩绅《禀请变通旧制各事宜》说:“土司通事挟其势力,多置爪牙以朘肃苗民。每年食米取之,烟火钱取之,丧葬嫁娶费取之,男女生辰取之,世职承袭取之,夫马供应取之;汉官过境,借名办差,所出者一,所入者百,又取之。然犹谓土司通事之正供也。正供无厌,又推而广之,格外苛派,千百其术,稍不如欲,鞭扑立加。苗民无敢抗,抗则阴中以事,身家莫保矣。甚至无事之家,但属小康者,土官奸民相依倚,往往凭空结撰,以非刑磕索之,家倾乃已。土差则百十为群,下乡舆马供应比于上官,连村震动,数月不宁。”除经济上的剥削外,政治上的压迫更为严重。土目地主不把苗族佃农当人,“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性。”

  土目家中设有私人法庭,有专门审判人员,由断长、队长、管事等负责审理案件,并备有监狱。野蛮的刑法有“使抛刀”、“钉脚拐”、“站水牢”、“割脚筋”、“挖眼睛”、“控骨节”、“火钳烙”、“猴子搬桩”、“五马分尸”、“老牛围桩”等等,令人发指。苗族猎人张永元打猎误伤了地主的一条狗,竟被当作狗看了一年的门。土目地主驱使苗族佃农为之“打冤家”,每次“打冤家”均要死去很多佃农。平时,佃农略有小错,也难保不遭杀害。长期在苗彝族地区传教的钟焕然回忆说:“又一次,我到杨官寨土目安怀宽家······有一白岩土司安竹贤得意地说:‘你们杀的人总没有我多,在我手里单是投河的也不下百余人’。” “回忆1907年我在长海子办学,亲眼见一土目抓获一逃出的佃农斩首焚尸。”土目所为,衙门管束不到,所以“千百年来,夷法荼毒,控拆无门。”

  在这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残酷的压迫剥削下,苗族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所食麦稗杂野蔬,有终岁不谷食者。”灾荒之年, “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得一粟入口。”即使是荞麦、洋芋、包谷,也往往不能果腹。土改时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苗族佃农年人均口粮仅占有120公斤。一些凉山地区仅有100公斤。远不能达到维持生存的起码标准。因此,一年中有半载是要以“野蔬”“采芒”为生的。

  威宁大花苗的住房,按国民党政府派驻石门坎的官员白敦厚介绍:“大多矮小狭隘,分隔两三段,牲畜和人分住其间。屋内炭烟上升,人畜临近。空气阻塞,房门紧闭以避风寒,人们呼吸有时窒碍不通。”“也有的住岩洞、岩脚,或者住‘千柱落脚’的木叉叉房。这种房子用几根木棒插入地里,上搭横梁,再盖茅草或松枝,便是避风御雨的所谓房子了。”汉族人谓穷之成语“家徒四壁”,而在苗族人那里则是“家无四壁”,《威宁县志》说,苗族“穴居野处而不能营造”,非“不能”也,是“无能”也。在这天寒地冷的高寒山区,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屋”里,只得“夜寝无被,则爇煤于炉,反侧就炙”。苗族穿的衣服是自己绩麻,粗葛败布自己纺织。腰系草带,腿裹绑带,足登草鞋。旧志说他们“身缺衣覆,寝无床被,炊缺锅釜,家无隔夜之粮。”

  一个英国传教士在采访了这里的情况后悲忿地写道:“任何人想到那个愚昧无知地区的山谷中,存在着如此残酷的行为和深重的苦难时,都会陷入极度的悲痛和愤慨!”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悲惨的经历,艰苦的环境,残酷的压迫,非人的生活,使这个忍受了数千年的民族麻木:“绝望已成了这一种族的特性,他们把贫穷与悲痛、疾病与死亡视为自己所无法避免的世袭命运”。只有在他们无意识的底蕴中,强烈地渴望着出现一个可改变其命运的救星。